《当代传播》
文/五月天
小时候的麦收,太多的记忆留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布谷鸟,就是一个。它是麦收的标志,还是麦收是它的标志。我问过村里的老人,没有一个谁能说清的。但有一点,在村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心里都有一个答案,把它与麦子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它出现的时候,就是麦子快收的时候。或者说麦子快熟的时候,也就是它到来的时候。
在我眼里,它是守信的鸟,我对它充满了敬意。而它鸣叫的声音,尤其好听,我对它充满了好感。大概每年的五月份,它就会准时赴约而来,盘旋在村头或田间地头上空,一声声清脆悦耳得鸣叫声,传播极远。意在传达到来的信息,又在发出过麦的信号。边飞边叫的声音,划破天空,传向村庄。
村里的人,都喜爱它的声音。亲切宏亮的叫声,增添了过麦的气氛。就这样,全村人一边在听着布谷声,一边在等待着麦子的成熟。而麦子在一天天中变黄成熟之时,过麦的心情也在不断地在村里加剧膨胀。
收麦,对于村民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一年的丰收,就指望在此一举。在当时物质什么都不丰富的环境下,麦子就成了幸福的象征。
我的队,是十三队。麦地的记忆,说来有那么五大片。南面一片,村北头外一片,场园周围一片,铁道东一片,还有那个僻壤东岗子一片。这些麦地,有的是水浇地,有的是旱地。即使水浇地,产量也不高,每亩也不过五六百斤,而旱地的收成,少的更可怜。
不知内情的人,单说起这一片片麦地来,是不少。但要细心一算,就其不然了。那时每个家庭的人口,少则四五口,多则七八口之多。我所在的生产队人口,有一百五六十人,算是人口少的队。加之产量不高,产出的麦子,要抛除公粮、良种,再按照公分,分到各家各户,得到麦子的量,就可想而知了。由此可见,当时的麦子,在人们的眼里,视为“金子”,也是不过分的。
收麦的过程,靠得是人工。把麦子割倒,靠得是一把把锋利的镰刀;把麦子从地里运到场园,靠得是一根根扁担,还有为数不多的牛车;把麦子打出来晒干,靠得是一条黑毛驴和一个沉重的大圆石碾子,以及风向的选择扬场。从开始动手收麦:到割、到捆、到运、到凉、到碾、到扬、直到晒干分到各家住户,是不可缺少的程序环节。
在收麦前,通常的惯例,队长、会计两人分别在一个傍晚时分,走进每个家庭,去下达晚上到牛棚开会的通知。牛棚自然是养牛的地方,也是生产队集会的地方。这晚的集会,过麦的序幕,算是正式徐徐拉开。而此时的布谷鸟,围着村庄的上空,在叫个不停。
收麦的工具,每个家庭都有,均已备齐;闲置了一冬一春的场园,现已有了人气,哑巴先住进场园在看守。布谷鸟的声音,不断地向四方传播着。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队长那一声命令的开始。
开割的命令,是在一个早晨开始的;参加的人员,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收麦的场面,是火热的。割的割、捆的捆、运的运,全身的投入,一派的繁忙。刚才金黄一片的麦子,瞬间在镰刀之下,唰唰地应声倒地。不甘落后于男人的小媳妇、大姑娘,一边不住地擦着脸上流淌的汗水,一边不停地使着浑身的力气割着麦子。
每人心里,只装着赶紧收麦的任务,没有一个磨洋工的,没有一个叫苦连天的。不是干这,就是干那,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挑麦,绝对是一个力气活。挑着个头大小,不仅体现着你的力气,还有你的耐力。一挑子上百斤,一旦压在肩上,不管路程多远,途中是不休息的,一股气挑到场园。挑麦的主力军,自然是那些老爷们。而有的大姑娘,跃跃欲试,也走在挑麦的小路上。而年龄大的老爷们,就用自家的地排车,套上生产队的老黄牛在运输。
论力气的老爷们,在我眼里,当属黑小,人四十岁了,依然打着光棍,没有讨上媳妇。不知是因成分不好的原因,还是人太老实,家底穷的理由,没有姑娘看上他的。论辈分,我管他叫老爷,但我从未叫过他。别看长相、个儿不起眼,但力气大。一担子麦子足有小二百斤,压在他的肩上。赤着上身,黝黑的皮肤,脖子上围着一条黑不溜秋的旧毛巾。一路从不放下休息。肩膀累了,就站在原地,倒在另一个肩膀上,继续赶路。只是不停地拿那条旧毛巾,在擦着流淌的汗水。从我眼前走过时,肩膀上的血印子,红红的,自己就觉得替他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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