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当代艺术背后不断更迭的历史语境与社会背景，其反映的思潮与文化态度也处在一个持续变动的境况之中。在今天，当我们的艺术评价体系还无法对掺杂着各种观念和现象的当代艺术给出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时，将它们如实且全面地记录下来就成为了一件必要且重要的事情。近年来，以档案记录当代艺术创作、展示和传播的现场，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美术史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审视当代艺术发展动态的独特视角。档案，如何成为一种观察和理解艺术的途径？其自身所带出的多重工作方法与观察视野，又能为当代艺术带来哪些新的认知及实践拓展？

如果从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东侧小公园举办的“星星美展”开始算起，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过了42年的历史。这期间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记录与书写多种多样，留下了很多文献与资料。进入21世纪，当代艺术的发展在资本的推动下快速生长，双年展、大展与个展比比皆是，公私机构和个人都在举办当代艺术展览，但是展览过后留下了什么？

▲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上海展2019”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展出的李竞雄单频影像作品《极度虚假》

如何把握这些稍纵即逝的现象、群体和意识，并对之进行有效的保存、梳理和呈现？于是，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献和档案工作应运而生，运用“年鉴”的思维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一年中当代艺术展览、事件、人物与资料，并且以展览的形式向大众展示，这便是由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自2015年开始策划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以下简称“年鉴展”）。这个至今已连续举办6届的系列展建立在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借助于编写《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的成果予以集中呈现。面对一个以“年鉴展”为名的当代艺术展，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或许不是具体的作品本身，而是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语境、理念与方法。

受疫情影响，被推迟举办的2019年度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并没有选择此前5年的固定展示地点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而是选择在深圳坪山美术馆与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两地联动举办，并与北京798艺术区的中国当代艺术档案馆的网络展构成呼应关系，这似乎预示着当代艺术的一种处境，也反映出年鉴展的意义并不在于展览本身，而是一种对于时代发展进程的镜鉴。站在2021年回看2019年年鉴展，朱青生说：“展览的意义在于观众可以在疫情中看到疫情之前中国当代艺术发生的事情，而艺术家在疫情中和疫情前的反应则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这个展览有点像化石，或者是一个凝固了的标本。”

▲ 2019《年鉴》艺术家郑达跨媒介艺术装置《Data Pool》

梳理档案便是在建构历史。那么，仍在进行和发生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言史？在朱青生看来，中国当代艺术本身并不存在“历史”，但它具有“历史工作”的特点——对所发生之事件和现象的记录，形成档案，及时和适时地给出尽可能全面和客观的报道。据统计，2019年《年鉴》共收录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和活动 3941个、文献4319篇、多个艺术家的活动信息。根据这些数据和信息的归纳，《年鉴》学术团队最终选出107名（组）艺术家来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动向。

在2019年“年鉴展”现场可以看到，艺术的当代性、艺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艺术与科技、女性/性别艺术、艺术群落的变革、当代艺术策展、“网红展”、艺术乡建等问题延续了前几年的发展势头，继续受到较多关注。另外，当代艺术的国际化、替代空间、当代艺术与“潮文化”的结合、艺术版权等问题由于一些特殊事件、现象的发生，引发了集中的讨论。

“《年鉴》的目的是捕捉变化，记录变量而不是常量。”朱青生指出，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和方法，“年鉴展”的叙述上定位于“新”，旨在揭示中国当代艺术各个重要事实的意义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以2019年“年鉴展”为例，在论述艺术的当代性时，策展团队首先总结了技法和材料在当代艺术中所呈现的变化。从当代艺术家群体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他们在不断反思传统艺术门类的边界和法则，对于传统文化资源，并不完全排斥，也尝试构建新的形式上的自洽。在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中，传统思想更多与个体经验相关，厚重的历史叙事在作品中的比重正在降低。其次，就现实的当代性而言，作品除了反映中国当今社会的多元性，在一些创作中，一种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被引进。此外，虚拟网络打破了原有社会结构中固有的层级关系，一些影响社会固有观念的技术被运用到了创作中，挑战了私密与公共的传统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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