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百年科幻发展史，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晚清时期对西方科幻文学的大规模译介与模仿，逐渐发展至当下中国原创科幻文学在西方广泛流传、影响倍增。这一历程反映了中西交流模式演进的不同阶段与面向，展现出“中国想象”在海外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态势及其进入他国文化深层空间的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可分为诞生期（1891—1949）、开拓期（1950—1966）、复苏期（1976—1999）与发展期（2000年至今）四大阶段，而“中国想象”在西方科幻世界传播的努力则孕育于诞生期，萌芽于开拓期，系统性发端于复苏期，蓬勃于发展期。

作为一种“舶来”的文类，中国科幻文学诞生于“西学东渐”的潮流之中。清末民初的第一次科幻翻译浪潮以中国对西方科幻的大规模译介与模仿为显著特点，这一单向性接受历程也反映出彼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态势。

一方面，清末民初，科幻译介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始终高举“科学救国”的旗帜。无论是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中提出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还是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1903）中所言“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均是为此进行理论建构。在这一潮流下，梁启超译《世界末日记》（1902），鲁迅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3），包天笑译《法螺先生谭》（1905），心一译《未来世界》（1911）等。翻译对中国本土科幻文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从当时中国原创科幻的书名便可见一斑，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1905）、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1908）和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等。

另一方面，尽管自20世纪20年代起译介活动总体走向低潮，但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创作却出现重要亮点，“中国想象”的海外传播正在孕育之中。老舍发表于1932年的《猫城记》，成为首部译介至西方世界的中国长篇科幻文学作品，分别有1964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James Dew英译本和1970年俄亥俄大学出版社的William Lyell的重译本，随后又陆续被翻译成法、德、日、俄、匈牙利语，这是“中国想象”在西方世界的首次亮相。

由开拓期至复苏期，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对外译介活动由“个案式突破”发展至“系统性开端”，“中国想象”的海外传播路径逐步打开。尽管这一时期我国译介西方科幻文学的数量也在极速上升，然而中西科幻翻译的双向性互动已逐渐形成。

20世纪80年代，由吴定柏主编的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1989）一书在纽约的普雷格出版社出版，此书翻译、收录了8篇80年代初重要的中短篇科幻小说，包括童恩正的《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珊瑚岛上的死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叶永烈的《自食其果》《腐蚀》、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王晓达的《神秘的波》和姜云生的《无边的眷恋》，是首次系统性对外译介中国科幻作品的尝试。而这一时期，由张系国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城》三部曲（《五玉碟》（1985）、《龙城飞将》（1986）、《一羽毛》（1991））英译本也于2003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21世纪以来，科幻译介进入发展期，翻译活动空前繁盛，中国科幻作品体系化、规模化的对外译介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中国想象”逐渐走进西方文化的深层空间。当下，我们正迎来以中国科幻文学“走出去”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幻文学翻译浪潮。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有：第一，刘慈欣作品大规模对外译介（截至2020年已有5部长篇小说、1部作品集、1部中篇小说以及21部短篇小说被翻译成了约22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荣获包括雨果奖在内的诸多国际奖项，《三体》系列的海外传播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第二，中国科幻作家的群体影响力日增，如2016年刘宇昆翻译出版了中国科幻文集Invisible Planets，其中收录了刘慈欣的《圆》《赡养上帝》、陈楸帆的《鼠年》《丽江的鱼儿们》《沙嘴之花》、夏笳的《百鬼夜行街》《童童的夏天》《龙马夜行》、马伯庸的《寂静之城》、郝景芳的《看不见的星球》《北京折叠》、糖匪的《黄色故事》、程婧波的《萤火虫之墓》等中国当代科幻代表作，深受海外读者欢迎。第三，中国科幻文学海外译介与传播模式日益专业化，以中国官方机构为代表的翻译赞助人在对外译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中国想象”的海外传播成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文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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