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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锋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传媒研究是大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客观需要，是传媒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传媒学术发挥独特价值与影响的直接需要。传媒研究者要以正确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担当起大国责任、行业责任、学术责任，生产出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首先，传媒研究要对接国家战略，要有大国文化的价值担当。全世界的传媒研究，仔细看都不可能脱离所在国家、民族的战略需求。美国的传播学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快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怎么快速地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需要揣摩敌人的心理喊话，所以美国发明了“魔弹论”等理论，其实都是为战时需要服务的。可见，美国的传媒研究建构在国家的战略需要和意识形态基础上。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传媒研究与国家战略对接的诉求格外强烈。文明时代大国竞争靠的是综合实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核心价值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传媒研究又是重中之重，它为国家战略层面的价值体系提供支撑。传媒发展可以无国界，但传媒学者、传媒研究一定是有国度的。中国传媒研究要实现本土化，首先就要与国家的战略需求对接，这是大国的文化责任和学术担当。

其次，传媒研究要对接行业发展，要有理性思考的价值担当。我们有庞大的传媒行业，传媒学术一个突出的特质，就是它的应用的特质和意识形态的特质。比如，关于新闻专业主义和传媒属性的论争，关于传媒的社会责任的研究，关于传媒内容生产和运营研究，等等，无不呈现出意识形态的特质。传媒研究对传媒行业应该有一种价值担当，也就是说传媒研究要引领传媒行业的发展，承担起意识形态建构的职责和功能。当然，这并不是说，传媒研究简单地做一个传声筒，传媒研究需要在独立性和应用性之间把握好分寸。我们常说，“热运行”和“冷思考”，广播电视、报刊网络、通讯社等行业发展潮起潮落，传媒研究要进行深层次、批判性的反思和探究。比如，关于传媒产业化、市场化、娱乐化等热运行的现象，也是传媒研究冷思考的命题。

再次，传媒研究要回归学术本体，要有“双主体”建构的价值担当。所谓“双主体”，一个是传媒学术的主体，另一个是中国传媒的学术主体。这些年，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新闻无学”，就是说在人们眼中，新闻没有什么真正的学问。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归根结底还是传媒自身的学术主体性不足，因为大量的传媒研究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政治学的观点和理论，构不成独立的学术主体。传媒研究要建立学术的主体性，就要有一套自己的核心概念和话语体系，才能摆脱对其他学科的依附。中国的传媒学术研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个阶段的传媒学术话语体系主要是模仿前苏联。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引进和模仿美国为主导的一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特别是美国传播学。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我们正在建立中国特色的传媒学术话语体系。这个阶段是在前面两个模仿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的建构是非常关键的。

从全球视野看，传媒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叫做人文的方法，亦称质化研究;一类叫做科学的方法，亦称量化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应该说各有特色，比较而言，20世纪50年代前，人文研究或质化研究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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