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严峻，武汉封城，全国揪心，共克时艰为当下第一要务。防控疫情是一场不能懈怠的赛跑，不仅仅是武汉，这是全国人民的一场战役。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对瘟疫的举措和表现，而今看来，有很多令人动容和深思的细节。
1910年，宣统二年10月25日，同样是个冬天。在中俄边境的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归国的劳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尸体呈紫黑色，死状可怖。
十二天之后，同样是两名劳工死在哈尔滨旅店，并将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难的奇怪症状传给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国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报告。
其实，此前瘟疫在国境之外已悄然萌芽。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当时招募了大量闯关东的中国劳工，很多劳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亚的旷野捕猎旱獭。旱獭是珍贵的毛皮动物，却也是鼠疫杆菌的重要宿主。于是，中国劳工的聚集地，陆续有人出现鼠疫症状。
因为西伯利亚地广人稀的缘故，一开始疫情并不严重。但沙俄政府出于极端自私，不仅隐藏消息，还将出现症状和疑似症状的劳工强行驱逐回中国，从满洲里到哈尔滨这条路，正是他们返乡的必经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冻，大多数人只能在拥挤密闭的小旅店、大车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传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劳工聚集的哈尔滨道外傅家甸地区大规模爆发。很多人全家死去，尸体随处可见，街道犹如鬼城，连前来处理的警察也纷纷倒下。数年之前，以哈尔滨为中心、贯穿全东北的T字形铁路网刚刚通车。这在当年绝对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却成了瘟疫传播的帮手。瘟疫顺铁道一路蔓延，长春、沈阳接连失陷，关内的河北、山东也爆出疫情。
眼看就是帝国子民的灭顶之灾。
要知道，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万，差不多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当年的疾病传播绝无此时迅捷，而此时应对鼠疫的治疗手段相比黑死病时并无实质进步。抗生素的发明，还要到几十年之后。
不过，一直被反复抨击、唾骂、耻笑的帝国政府，在当时的反应还算及时。
高层没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维稳、处罚“妖言惑众者”这些事情上，而是尽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专家队伍。
经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力荐，拥有剑桥医学博士头衔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时年31岁的马来归国华侨伍连德，被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他带着助手，手提满满一箱检验器材，于12月24日抵达瘟疫中心哈尔滨。
伍连德的第一个任务，是要锁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办法，肯定是解剖尸体做病理分析。但在当时中国，拿死人动刀是与老祖宗的规矩相悖的。权衡再三，伍连德选择了一位死于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处简陋的民居秘密进行。显微镜下，鼠疫杆菌暴露无遗。这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
这是一场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传统理论，鼠疫主要通过动物媒介，只要做好鼠类和跳蚤的灭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滴水成冰的东北严冬，动物活动困难，本应不利于鼠疫扩散，可鼠疫偏偏还在快速扩散。
伍博士带着疑问，冒着生命危险反复深入疫区中心傅家甸。他发现很多家庭都是室内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内捕获的家鼠身上并无鼠疫杆菌。
于是，伍连德提出了一个前人闻所未闻的大胆理论——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传人的情况。而且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这就是日后医学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这个理论在当年太过石破天惊。法国权威专家梅斯尼当时也在东北，他对伍连德的理论嗤之以鼻，仅仅按传统理论进行防护，便放心大胆去诊断患者。
结果，六天之后，梅斯尼染病去世。学术界震惊，至此相信了伍连德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