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人类获得了物质满足，却远离了心灵家园。在物质主义肆虐和消费狂欢中，物役性生存占了上风；当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一路高歌时，人们“疯狂追新”，痴迷于“物件升级”。与此相伴随的是，生存环境遭遇重创、危机四伏，人心日益被简化，与诗意渐行渐远。因此，不少作家开始批判工业文明的冷漠，反思人性的异化及人类生存的痛苦。他们深知，要治愈这种精神顽疾，人心需要亲近大地、回归自然。而生态文学恰恰能够给人一种亲切的生存体验。

威廉·华兹华斯曾言，大自然能够启迪博爱和善良，给人以幸福感。他认为，工业化和资本逻辑毁灭了人类天性，只有重回自然，才能恢复人的本真状态。换言之，生态问题在本质上是人的问题，与人性迷失不无关联。所以，要解决生态问题，“人心建设”是关键。而自然是人类的心灵依托，对人类心灵生态的修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亲近自然、与自然融合必然是人类认识自我、重塑心灵生态的必由之路。

中外生态文学源于对生态问题的关切。批判穷奢极欲，探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其永恒的主题，揭示生态危机的人性与文化根源则是其终极目标。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生态文明则是超越工业文明的共生文明，其中要义是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

纵观人类发展进程，工业文明和科技发展在人与自然之间不断筑墙，人与自然日渐疏离。从某种程度上看，生态危机实乃精神危机、人性危机和文化危机，作为应对危机的上策，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于全球公民环境素养的提升。作为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饱含诗意栖居美好愿景的生态文学，以真、善、美的表现形式，引领读者回归自然，并将自然根植于心灵深处，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

在西方文学中，以威廉·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湖畔诗人开始坦诚地看待自然，歌咏自然，寄情山水。在自然日志《瓦尔登湖》中，“生态文学先驱”亨利·梭罗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主张善待自然，强调人应回归自然，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由此获得感官上的亲和，真正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则体现着人对土地的本能依赖。

中国作家对生态情怀的展现是全方位的。其中，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守望家园系列、李青松的《一种精神》等绿色森林系列、哲夫的《黑雪》等生态危机系列、郭雪波的《沙狐》等草原生态系列、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边疆书写、于坚的《哀滇池》等生态诗歌，以及姜戎的《狼图腾》等优秀作品，均以独特的视角和艺术表现，共同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出路，对人们未来如何走上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态文学发出的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心灵诉求，其核心就是要恢复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对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给予审美的解答，以期通过对话的方式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很显然，生态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有助于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基础。生态文学在关注人类生存、探究人性危机、谋求人类合作及构筑人类共同价值基础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因此，人类应树立生态世界观，从生态学角度来把握世界的总体联系和发展规律。在中西文化间，生态思想资源是互相交叠的，尤其在生态伦理方面，这在中西生态文学及相关著述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表征和阐述。

阿尔贝特·史怀泽在《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中正式提出“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将伦理学范畴由人类扩展到自然界所有生命。“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大地伦理。他在《沙乡年鉴》中指出，大地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应当是平等的，人类应当放弃征服者的角色，对每一个大地成员保持尊重乃至敬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则把目光投向荒野。他从自然价值论出发，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提出了“荒野转向”的概念，认为作为生态系统的荒野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

中国古代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存，“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哲学理念和智慧已内化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这在古代叙事文学、隐逸文学和当代书写中均有着丰富的呈现。如陶渊明的诗文，以大量的田园文学实践彰显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悟。在小说领域，文人对“天人合一”之境的摹写与刻画也很多，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价值诉求及与自然相亲的诗意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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