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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当代的古代诗学教化范畴 

来源:当代传播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5-20

有人认为“古文论的全部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范畴的发展史。”[1](p38)这句话颇有道理,范畴的确是我们认识古代文论的网上纽结。学界关于古文论范畴的研究可谓多矣,但是“这些研究可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古典的圈子里打转,鲜有走出围墙,打通现代的扎实的范畴研究。”[2](p1)所以深入探究现当代文论中的古代诗学范畴,既能彰显传统文论旺盛的生命力,也是现代文艺学建设的要求。而“教化”既是古代诗学范畴,也是现当代文艺学批评中运用频繁的范畴,它是通向当代的古代诗学范畴,值得深入探究。

一、古代诗学“教化”范畴内涵

“教化”是具有浓厚功利色彩的诗学范畴,它强调文艺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其内涵大致可包括以下方面:

1.古代文论家认为“夫文者,道之用,道者教之本也。”[3](p396)他们认为文艺“教化”应以“道”为本。“文以明道”是“教化”范畴关于文学本体的认识。

其一,在“文以明道”中,“道”是本体。古代文论家提出“夫文者,道之用,道者教之本也。”“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4](p3319)正因为“道”是文章的本体,故无“道”无“文”;“文”对于“道”而言只是手段和工具,文章的教化要基于“道”这个本体,作家也只有通过宣扬“道”,才能达到教化的目的。

其二,在“文以明道”中,“道”的内涵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是不断变化的。如刘勰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刘勰所谓的“道”就是“‘自然之道’,经过圣人的创作而成为经典,其中并没有具体政治路线的规划。”[5](p156)而明确提出“文以明道”观念的韩愈,他所谓的“道”一方面是有抽象观念形态的儒家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内涵。宋代理学家将“道”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地位,认为“文从道中流出”,他们所谓的“道”即“天理”,是个体行为符合儒家伦常要求的而臻于道德纯善的境界。[6](p131)可见“教化”范畴所推崇的“文以明道”的“道”,在不同历史语境下有不同内涵。

2.“教化”范畴重视文艺作品“有裨风教”的社会功用,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细究起来,“教化”社会功用又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主张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要求文艺发挥经邦治国的作用,这是“教化”的重要功能之一。从《毛诗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到陆机的“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再到沈德潜的“诗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之重”等,诸如此类关于“教化”论述,都非常强调文艺的政教功能,而一些文论家在运用“教化”范畴时,更是明确提出文艺要“惩劝善恶之炳、补察得失之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要求文艺发挥反映现实,干预政治,为民请命的政治作用,具有浓厚的功利色彩。

其二,提升个体的道德修养,这也是“教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一些文论家看来,“教化”还要提升个体的道德修养,唐代孔颖达曾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温柔敦厚”其实就是个体受到文艺作品的教化,心灵受到感化后,呈现于外的一种精神状态。

3.“潜移默化”是“教化”范畴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教化”的落脚点在于“化”,在于对个体的意志和情感产生影响。要将“教”的内容达到“化”的效果,就不能采取简单灌输的方式,而需要一种熏陶、感染、浸入的方式,慢慢使个体的内心状态发生变化,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金石缘序》中就谈到了小说的教化作用在于“劝善惩恶”,那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它认为只有“有起有收,回环照应,点清眼目,做到锦簇花团,方使阅者称奇,听者忘倦。”[7](p436)这其实对文艺作品提出了较高要求,要求其富有感染力、并具有审美形式。

总之,古代“教化”范畴对文艺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要求创作主体关心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有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样要求文学作品反映现实,要“言之有物”。这是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文论家在运用“教化”范畴时,将文艺僵化为“载道”的工具,甚至主张“文便是道”,对文艺的审美特性关注不够,这又是消极的作用。

二、“教化”范畴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

“教化”不仅是古代文论范畴,它还通向现当代文论,这集中表现在“教化”范畴所呈现的思维方式在现当代文艺学中得到充分运用,而且“教化”范畴本身也存活于现当代文学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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