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派”话语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它与“现实主义”话语的对抗。不管在翻译家的译介中，还是在文学论争中，“现代派”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知识形态都经常是以反现实主义的方式出现的① 参见拙文《1980年代“西方现代派”知识形态简论——以袁可嘉的译介为例》(载《当代文坛》2011年第1期)以及《“风筝通信”与1980年代的“现代小说”观念》(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对其意识形态定位和知识形态进行清理，甚至提出更“正确”的说法，并非本文的目标。本文试图将学界的注意力从“西方/中国”框架中转移开来，转而分析1950－1970年代建构“现代派”话语的方式，从整个当代史的角度认识“现代派”话语本质化过程。有此设想的原因之一，是“西方”和“现代派”被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和内涵较为固定的概念，其实发生在1950－1970年代。更准确说，是1949年后资本主义的“西方”与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之后，才逐渐明确的② 在“延安整风”之前，解放区对“现代派”还比较宽容: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鲁艺建校四周年时，美术部举办了塞。

在1950－1970年代，比“西方现代派”更大的文学概念是“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和“外国文学”。从该时段处理文学遗产的态度看，“西方现代派”的“进步”成分最为稀薄。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在这一时段“西方现代派”几乎处处“在场”但实际上又完全处于“缺席”状态。不仅“西方现代派”长期被污名化，而且在物质形态上也被禁绝。如洪子诚先生所说:“这种拒绝，主要不是通过公开批判的方式进行，而是借助信息的掩盖、封锁来实现。产生的后果是，一般读者，甚至当代的不少作家，都不大清楚有这样的思潮和作品存在。”［1］75“现代派”表述的稀缺——出现也往往是作为一个“有害”的符号被提及——为本文的分析带来一定的困难。下面对“现代派”在“当代文学”中存在样态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性重构，主要方法是通过对茅盾的《夜读偶记》——“是了解中国左翼文化对西方‘现代派’的基本观点和态度的一份重要材料”［2］71——的细读，来分析“当代文学”对“现代派”处置策略及其对1980年代“现代派”问题的深远影响。

尚画展(依当时的条件看，这应该是用印刷品举办的画展)，并且在美术工场召开研讨会，对塞尚的绘画艺术进行了讨论。除此之外，《解放日报》还曾就毕加索的作品《踏着圆球的女孩子》的艺术形式和思想性进行过争论。(转引自周爱民:《“马蒂斯之争”与延安木刻的现代性》，收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据茅盾自述，《夜读偶记》是对1956－1957年间出现的有关现实主义讨论的回应，是他的“读后感”和“意见”。这篇文章在《文艺报》1958年第1、2、8、9、10期发表后反响很大，并直接波及文学史写作。从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1月出版的四本文学史著作都深受该文论析的观点——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艺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影响① 四本文学史著作分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上下两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两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同学及古典文学教研组教师合编的《中国文学讲稿》第三分册(明清部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上下两册。茅盾所撰《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艺历史发展的规律》，载《文艺研究》1980年第4期，收入《茅盾文艺评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该文原为茅盾1959年为《夜读偶记》写的后记，当时因故未发表。。由于作者在当时的身份和地位——茅盾既是官方认可的经典作家序列“鲁郭茅巴老曹”中的重要一员，也是国家文艺管理体制中的高级官员② 对茅盾在1949－1976年的文学活动的研究请参看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使该文成为国家意志对包括“现代派”在内的“文学”的权威性发言。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茅盾本来就是一位著名作家和编译家，在“新文学”的发轫期编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和文论资料③ 除翻译外，茅盾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曾发表了200多篇追踪性的《海外文坛消息》。另外，茅盾还有《文学小词典》《近代戏剧家传》《欧洲大战与文学》《骑士文学ABC》《西洋文学通论》《希腊文学ABC》等大量外国文学类论著。，其中不少和“现代派”相关。从此意义上说，《夜读偶记》也是对之前“现代派”文学观的全面审查和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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