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深化革命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与传播，以加强革命文物的整体保护和资源整合，从而发挥出革命文物服务大局、资政育人和推动发展的独特作用。为此，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提出了革命文物保护的五大任务，并明确将“创新革命文物传播方式”作为五大任务之一。[1]作为革命重要文物的红军标语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宣传和普及自己的理想信念、政治主张、军事策略、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式，在当代是研究红军历史的实物见证，是开展新时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红色旅游开发中的独特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因此，应把握住时代机遇，根据红军标语当代传播的特点，及时探索新的系统化、复合化的传播渠道，以推动红军标语在当代的有效传播。

一、红军标语历史传播与当代传播之比较

充分考虑红军标语历史传播与当代传播的不同，是实现红军标语在当代有效传播的重要前提。红军标语作为红色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传播从红军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社会，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随着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变化以及传播技术手段的更新，红军标语当代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都与历史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传播主体上看，在红军时期，红军标语的传播主体最初仅为红军队伍中的专职宣传员，后来又根据革命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为各级党组织、各级苏维埃政府、各级群团组织以及广大工人、农民。也就是说，红军标语在红军时期的传播主体数量庞大且有专职人员。在当代社会，红军标语的传播主体，显然发生了变化，承担起传播主体任务的主要是各级党政部门，并由各地文物管理部门、旅游管理部门、党史研究部门、教育部门、博物馆、纪念馆具体承担。这也就意味着，红军标语失去了红军这个最稳定、最高效的传播主体，新的传播主体又因时代赋予的任务变化而不得不将工作重心有所转移，对红军标语传播的关注力度自然无法与历史时期相比。

从传播内容上看，在红军时期，红军标语的传播内容由各军政治部或省委宣传部严格规定，并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所要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党和红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政策、主张和时事，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在当代社会，政治、历史形势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红军标语的传播内容自然也会有新的侧重。当代红军标语的传播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为红军标语所包含的红色历史，如福建永安的红军标语反映出的红军入闽、中东路事件、福建事变、第五次反围剿、北上抗日先遣队事迹等等。二为红军标语所反映的乐观坚定、心系群众、艰苦奋斗、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这是当代取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红军标语当代传播中最核心的内容。

从传播方式上看，红军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足迹遍及闽、赣、粤、湘、鄂、豫、皖、川(含渝)、陕、桂、黔、云、甘、宁、青等省，每到一地或行军途中，红军基本上都做到了“凡是能写的地方，都写上标语”[2]493。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红军标语的传播主要靠密集覆盖、静态展示、高频率的视觉刺激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来实现。然而，由于革命历程的艰难曲折和年代久远，这些红军标语并没有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目前全国存留的红军标语数量虽多，但除四川、江西、贵州等省的少数地区有比较集中的标语地外，其他红军标语都散布于各地广大城市街道、乡村屋墙、古道悬崖等等，总的来比较分散。因此，红军标语当代传播的主要方式也必然要随之发生大的变化，密集覆盖的传播方式已不可能，只能采用点状辐射的方式进行传播，即以标志性红军标语点或标语群为重点，结合旅游、教育等渠道形成合力，以增强其传播能力。

从传播效果上看，在红军时期，红军标语在当时信息环境较为单一、受干扰较少的苏区，所取得的传播效果非常好。经过红军的宣传后，民众能很快接受党和红军的主张，苏区内“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3]131。红军标语的传播效果，连国民党也称其能达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的状态[4]71。在当代社会，由于历史、文化、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变化，红军标语传播的信息显著度和到达率都受到很大影响。红军标语并非为大众特别是非标语所在地的民众所熟悉，就连标语所在地民众，也存在着对标语的错误解读、张冠李戴等现象，对红军标语背后的历史、文化、精神更是知之甚少。可见，红军标语在当代的传播效力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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