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关于“文化”的定义不胜枚举。纵观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之界定”，其实有三个关键词是学者们关注度极高的，分别是：生存方式、精神方式、集体人格。前两者“生存方式”和“精神方式”常常被视作文化的构成，而最后一个关键词“集体人格”常常被视为文化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同样由生存方式和精神方式构成，一般具体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价值文化等几个层级。其中器物文化的塑成和呈现，通常是依托显性的、直观的元素。制度文化的塑成和呈现，常常体现在家庭、群体、国家等组织方式之中。精神文化的塑成和呈现，更多与价值、信仰、情操、思维密切关联。在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的表现时，我们发现上述分层分类，可以成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思考框架。

器物文化的传播，数量较多，但存在传播形式“过旧”和“过新”两大问题

任何时期、任何目的、任何样态的传播，都以实现传播者的目的、达成切实的传播效果“为荣”，特别是在当代传播中，对传播过程中接受者的关注又是超乎以往的。在考察传播的接受环节的效果时，删繁就简，“认知”和“认同”是两大基本标准：一是“认知”事关接受者对传播内容的了解，体现为“接触程度”，是“知识增量”的阶段；二是“认同”事关接受者对传播内容的美誉，体现为“接受程度”，是“行动改变”的阶段。我们总是期待传播效果是“认知”和“认同”并举的，最终实现对接受者价值和后续行动的改变。而综观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的效果，我们发现，接受者在器物文化层面的“认知”尚可，但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认同”则存在较大问题。也就是我们在传播中，容易过于注重文化传播和传播文化的外在方式，而缺乏精神价值的有效告知。

就器物文化的传播而言，传播数量较多，但存在传播形式“过旧”和“过新”两大问题。当代传播的时代是一个以视觉为宗的时代，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视化元素的展示较多。总体上说，在当代传播中，特别是在新世纪以来呼吁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大环境下，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器物文化”的确多有“认知”性传播。不过在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形式上存在“过旧”和“过新”两大问题：要么形式“过旧”，不加改造地将有巨大时代陌生化差异的传统文化元素，直接抬进当代传播中，让当代人难以适应和产生需求；要么形式“过新”，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不恰当的过度包装，带有作秀化、浅表化、商业化痕迹，这在形式上或许适应了当代人的习惯，但其形式与传统文化精髓的疏离，不免因戏谑感而难以让人有深度认同。

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数量不足，且存在传播价值“过宽”和“过窄”两大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器物层面的文化传播较多，而在制度、精神层面的文化传播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说，都显得不足而窘迫。由此，无论在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脑海中就能够闪现出一些传统文化外化的符号、风貌、器物，却总有一种“难以名状”之感，难以搞清楚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传统文化对当代生存和生活的影响是什么，传统文化之于当代人的珍贵贡献是什么，等等。特别是在国际传播中，就中国形象的塑造而言，海外受众可以接受或者能够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器物，却不一定能够接受中国的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

不仅在传播数量上缺乏，在传播质量上，在具体的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内容传播中，也出现了“过宽”和“过窄”的两大问题。“过宽”的问题是，似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无所不包，列举出成百上千个散点不是问题，但“过多就是过少”，中国传统制度和精神文化因此面目不清，难以被清晰认识，也便难以被深度认同。“过窄”的问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中，诸多的传播内容虽然各有不同，但最终都往往指向一个“古”字，让人总是感到只要是那些“旧的”“老的”就是传统的制度和精神文化。如此，一“古”拒百“新”，自然让当代人对它产生巨大的距离感、疏离感甚至排斥感，最终导致人们对传统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敬而远之”。当然，在上述现象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例如，在文化展示特别是对外传播中，过于注重我们的文化累积了千年的灿烂，却缺乏展示传统文化正在释放的当代活力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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