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的困境 

来源:当代传播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0-15

古往今来,关于“文化”的定义不胜枚举。纵观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之界定”,其实有三个关键词是学者们关注度极高的,分别是:生存方式、精神方式、集体人格。前两者“生存方式”和“精神方式”常常被视作文化的构成,而最后一个关键词“集体人格”常常被视为文化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同样由生存方式和精神方式构成,一般具体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价值文化等几个层级。其中器物文化的塑成和呈现,通常是依托显性的、直观的元素。制度文化的塑成和呈现,常常体现在家庭、群体、国家等组织方式之中。精神文化的塑成和呈现,更多与价值、信仰、情操、思维密切关联。在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的表现时,我们发现上述分层分类,可以成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思考框架。

器物文化的传播,数量较多,但存在传播形式“过旧”和“过新”两大问题

任何时期、任何目的、任何样态的传播,都以实现传播者的目的、达成切实的传播效果“为荣”,特别是在当代传播中,对传播过程中接受者的关注又是超乎以往的。在考察传播的接受环节的效果时,删繁就简,“认知”和“认同”是两大基本标准:一是“认知”事关接受者对传播内容的了解,体现为“接触程度”,是“知识增量”的阶段;二是“认同”事关接受者对传播内容的美誉,体现为“接受程度”,是“行动改变”的阶段。我们总是期待传播效果是“认知”和“认同”并举的,最终实现对接受者价值和后续行动的改变。而综观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的效果,我们发现,接受者在器物文化层面的“认知”尚可,但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认同”则存在较大问题。也就是我们在传播中,容易过于注重文化传播和传播文化的外在方式,而缺乏精神价值的有效告知。

就器物文化的传播而言,传播数量较多,但存在传播形式“过旧”和“过新”两大问题。当代传播的时代是一个以视觉为宗的时代,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视化元素的展示较多。总体上说,在当代传播中,特别是在新世纪以来呼吁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大环境下,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器物文化”的确多有“认知”性传播。不过在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形式上存在“过旧”和“过新”两大问题:要么形式“过旧”,不加改造地将有巨大时代陌生化差异的传统文化元素,直接抬进当代传播中,让当代人难以适应和产生需求;要么形式“过新”,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不恰当的过度包装,带有作秀化、浅表化、商业化痕迹,这在形式上或许适应了当代人的习惯,但其形式与传统文化精髓的疏离,不免因戏谑感而难以让人有深度认同。

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数量不足,且存在传播价值“过宽”和“过窄”两大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器物层面的文化传播较多,而在制度、精神层面的文化传播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说,都显得不足而窘迫。由此,无论在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脑海中就能够闪现出一些传统文化外化的符号、风貌、器物,却总有一种“难以名状”之感,难以搞清楚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传统文化对当代生存和生活的影响是什么,传统文化之于当代人的珍贵贡献是什么,等等。特别是在国际传播中,就中国形象的塑造而言,海外受众可以接受或者能够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器物,却不一定能够接受中国的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

不仅在传播数量上缺乏,在传播质量上,在具体的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内容传播中,也出现了“过宽”和“过窄”的两大问题。“过宽”的问题是,似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无所不包,列举出成百上千个散点不是问题,但“过多就是过少”,中国传统制度和精神文化因此面目不清,难以被清晰认识,也便难以被深度认同。“过窄”的问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中,诸多的传播内容虽然各有不同,但最终都往往指向一个“古”字,让人总是感到只要是那些“旧的”“老的”就是传统的制度和精神文化。如此,一“古”拒百“新”,自然让当代人对它产生巨大的距离感、疏离感甚至排斥感,最终导致人们对传统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敬而远之”。当然,在上述现象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例如,在文化展示特别是对外传播中,过于注重我们的文化累积了千年的灿烂,却缺乏展示传统文化正在释放的当代活力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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